展望2019：中國需要“供給側減稅”

來源：FT中文網

作者：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、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，陳達飛為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，英飛咨詢肖敬亮團隊亦有貢獻

2018年，12月10號，周天勇教授在FT中文網發表的《中國稅費負擔有多重？應當減多少？》一文，引發市場不少關注，根據其文中的測算，2017年，中國宏觀稅負為36.2%，在任何一個口徑上比較，都排在世界前列。設定最高稅負不超過30%，周教授認為，中國的減稅額應達到5.8萬億，可分3年完成。所以，5萬億這樣一個減稅禮包是可期的。接下來的問題是，怎么減？

需求側減稅和供給側減稅：一個理論分析

減稅，既可以是供給側的，也可以是需求側的，但效果卻有較大不同。減稅通過兩種效應來促進經濟增長，一種叫收入效應（income effect），另一種叫替代效應（substitution effect）。前者指減稅可以增加稅后收入，從而增加需求；后者強調減稅會提供一種激勵，使人們用勞動替代閑暇，或者用投資替代儲蓄等，這會增加產能，即供給?！肮┙o經濟學”強調的就是后一種效應。

從具體措施上來看，需求側減稅的一個典型形式是增加抵扣額，而供給側主張降低邊際稅率。為什么有這樣的差別？可以從兩種減稅方式產生的激勵機制來理解。在累進稅體系下，增加抵扣額，對不同收入階層的激勵是一樣的，很少有個體會因為抵扣額的增加而增加勞動供給。因為，邊際勞動收入的減稅額為0。但降低稅率的效果卻明顯不同，以高收入階層為例，目前中國個人所得稅稅率最高等級為45%，這就意味著，這個收入等級的勞動者，邊際上有近一半的收入要納稅，每多增加1元收入，就要上交0.45元。如果將稅率降到35%，就意味著每增加1元的收入，相比以前就多0.1元稅后收入，從而增加勞動供給。中國新一輪的個人所得稅改革，如提高起征點至5000元，以及增加個人所得稅抵扣額，都屬于“需求側減稅“”——“將錢塞到消費者口袋里”，其經濟學效應是增加消費支出。

如圖1（左）所示，需求側減稅的效果，就是將短期總需求曲線從移到，結果是物價上升，短期總產出提高，均衡玉棟。但是，長期總供給曲線保持不變，新均衡并非穩態。在此均衡點，物價預期會提高，且由于失業率低于自然失業率，預期勞動力成本會提高。所以，站在生產者的角度來說，他們會縮減產量，短期總供給曲線將移動到，此時，短期均衡與長期均衡重合，達到穩態均衡，與原始均衡點相比，真實產出不變，物價上升到。

右圖顯示的是“供給側減稅”——降低邊際稅率（所得稅或增值稅）的經濟效應。理論上，可以實現無通脹的經濟增長。其邏輯是，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，由于每增加一單位收入，都能夠增加稅后收入，所以會促使人們更加努力的工作，同時，還會促進一部分非勞動者群轉變為勞動者；降低企業所得稅或增值稅稅率的道理是一樣的，企業每增加一單位收入，稅后收入都會增加，會促進企業擴大生產，增加勞動需求，提高勞動者工資，需求側也會增加。與此同時，勞動供給和資本存量提升的效果是，長期供給曲線也會向右移動，從移動到新的均衡——無通脹的增長。

總體來說，需求側減稅，通過收入效應，帶動短期需求增加，但長期而言，只會引起通脹。而供給側減稅，收入效應疊加替代效應，不僅可以直接增加總需求，還能通過供給帶動需求，使得長期總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同時向右移，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得以擴張，且能得到需求的支撐，更加有利益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。當然，供給側減稅的實際情況，還要看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的相對大小。（當然，在尚未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情況下，需求側減稅也會使得供給側曲線右移，機制是：物價上升，會改善企業盈利水平，有助于企業擴充投資，需求和供給同時增加。）

特朗普減稅：“肯尼迪-里根模式”

圖2為1913-2012年這100年美國個人所得稅稅率區間?？梢钥闯?，二戰時的個人所得稅結構——共24檔，最高稅率達91%——一直沿用到了1963年。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，美國經濟增速低迷，1957-1958年增速下滑，1958年還出現了負增長（-0.7%）。所以，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，爭辯的核心議題是經濟增長。1960年11月8號，肯尼迪擊敗尼克松，贏得了總統大選。面對肯尼迪的首要問題是，如何兌現5%的GDP經濟增長的目標。

肯尼迪是個很自信的人，在經濟政策上，很少有人能夠影響他內心的想法，但是他又很喜歡咨詢大家的意見。這些意見主要來自兩個部門：一是財政部，部長道格拉斯?狄龍（Douglas Dillon）是一名共和黨，觀點偏自由市場派，主張改革財政與稅收政策，使其更加簡單、高效。助理部長斯坦利?薩里（Stanley Surrey） 是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，極力主張減稅，特別是降低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。另一個是經濟顧問委員會（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，CEA），以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為主，成員包括保羅?薩繆爾森（Paul Samuelson）、詹姆斯?托賓（James Tobin）、羅伯特?索洛（Robert Solow）和沃爾特?海勒（Walter Heller），他們都主張增加稅收、政府支出和赤字提升有效需求，促進經濟增長。

肯尼迪執政的前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內，在國內奉行的基本上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?？夏岬袭斶x時，美國剛剛從為期7個月的衰退中緩慢復蘇，農業收入連續9年下滑，企業破產潮僅次于大蕭條時期，失業率達到了6.5%?？夏岬舷胍氖且娦ё羁斓拇碳ふ?，所以，增加政府支出成為其工作的重點。但是，1961年經濟增速與1960年持平，僅為2.6%。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和挑戰，促使肯尼迪重新思考美國的出路，最終使其從凱恩斯經濟學轉向了“供給經濟學”。

1962年是重要轉折點。美國國內宏觀經濟環境不及預期，失業率再創新高，鋼鐵工人罷工不斷，資本市場后勁不足且掉頭向下，再加上人權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，都促使肯尼迪做出范式轉變。薩繆爾森在1961年的報告中建議，如果經濟在1961年仍不見好轉，可啟用“第二道防線”——臨時性減稅。1962年初，肯尼迪計劃向國會遞交提案，在半年時間里，減稅5個百分點，將個人所得稅稅率從[20,91]降為[15,86]。但是，一些新的經濟學理論和國際機構的研究引起了肯尼迪的關注。比如弗里德曼在1957年提出的“持久收入假說”認為，個人消費是受到持久收入影響的，故臨時性減稅措施并不能刺激消費的增加；再者就是BIS和IMF的研究均指出，財政政策——特別是稅收政策，對于美國國內經濟復蘇至關重要，而貨幣政策只能在維護“黃金-美元”匯率上有幫助。其中，正在IMF任職的羅伯特?蒙代爾就提出了“減稅+強美元”的政策組合。隨著肯尼迪態度的轉變，CEA只能妥協，海勒也開始對“供給側減稅”（supply-side tax cut）持支持態度。

在1962年8月在紐約經濟俱樂部（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）的演講上，肯尼迪全面闡述了他的新主張。他認為，“幫助經濟增長的最直接、最重要的行動是增加私人消費和投資需求，減少抑制私人支出的桎梏……而最好的提升消費者和企業需求的手段，是減輕私人收入的負擔，消除現行稅制對私人積極性的障礙?！睘榇?，肯尼迪計劃在1963年頒布并推行新的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方案：個人所得稅方面，最高稅率91%和最低稅率20%均降低30%，分別至65%和14%，中間22檔均降低22%；企業所得稅，每檔降低10%，最高稅率從52%降到了47%。該案通過了眾議院的審核，但還沒等到參議院批準，1963年11月22日，肯尼迪就遇刺身亡了。約翰遜接任總統，在原班經濟顧問團隊的支持下，減稅方案于1964年1月23日獲得通過，最終方案是將最高稅率從91%降到了70%，降幅約23%；最低稅率從20%降到14%，降幅30%；其它稅率降幅均為23%。分1964和1965兩年實現。

如圖2所示，肯尼迪-約翰遜時期的減稅措施，一直持續到1981年里根上臺。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機的沖擊，美國1979和1980年的通脹率均超過了兩位數，1979年為11%，1980年達到了14%，而經濟增長卻出現了停滯，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被稱為“滯脹”，而里根的藥方則是新一輪的個人所得稅減稅方案。1981年2月，剛剛上任1個月的里根，就對外宣布了“10-10-10”減稅方案，即分三個時間段，每次減稅10%。最終，各方妥協的方案是“5-10-10”，1981年10月1日減5個百分點，1982年7月1日減10個百分點，1983年7月1日減稅10個百分點，1985年之后，再依據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。這就是1981年通過的《經濟復興法案》的重要內容之一。里根的出發點與肯尼迪是一致的，除了國防的開支，要減少其他開支，主要依靠激勵私人部門帶動經濟實現無通脹的增長。巧合在于，里根方案 與肯尼迪方案的減稅幅度都是23%。連任之后，里根推動的《稅制改革法案》（1986）獲得通過，稅率進一步降低：個人所得稅僅15%和28%兩檔，起征點提高80%；企業所得稅分三檔：15%、25%和34%。

肯尼迪和里根減稅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。里根執政時期，從1983年至1988 年5 月，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 個月，成為戰后美國經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。另外，個人消費支出和私人投資均有較大提升，到1984年，GDP增速達到了8%，政府赤字也開始收窄。除此之外，美國還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的流入，企業利潤也開始回升，基本面改善驅動了美國資本市場的牛市行情。

但值得強調的是，雖然里根1986年稅改降低了企業稅率，但法案中的其他條款實際上提高了資本成本。例如，將資本利得作為普通收入征稅，等于把資本利得稅從20%提高到28%。再比如，取消企業投資抵稅額度和延長企業投資折舊期也提高了資本稅?？偟膩碚f，1986年稅改對長期GDP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。這恰好說明，“供給側減稅”的核心是，降低企業的邊際資本成本。

特朗普是里根的信徒，白宮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?庫德洛是“肯尼迪-里根”模式的布道者，“供給學派之父”拉弗也是特朗普的經濟顧問之一。2016年春天，作為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，就召集庫德洛、拉弗和摩爾三人去特朗普大廈商議“治國理政”之策。庫德洛回憶稱，特朗普見到他們的第一句話就是，他想要的減稅方案，要比里根的更大，更完美，這就是2017年12月通過的《減稅與就業法案》。主要內容是：個人所得稅方面，單個申請者的免征額提高到1.2萬美元，戶主為1.8萬美元，聯合申請者為2.4萬美元（稅改前分別為6500美元、9550美元和1.3萬美元)；企業所得稅從35%降為21%。不僅如此，還大大提高了企業投資的稅收抵扣比率。庫德洛稱，將來還會有稅改2.0、稅改3.0和稅改4.0。我們與英飛咨詢（ISM）課題組對特朗普減稅一籃子方案的效果也作了測算，結果顯示，對美國的GDP、企業投資、個人收入等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，與特朗普復興美國制造業目標是一致的。

“供給側減稅”的實證分析

自2015年開始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，去產能（兼并重組、環保約束）和去庫存（棚改）成效顯著；去杠桿（資管新規、影子銀行等）轉向穩杠桿和結構性去杠桿并重，其重心將轉向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摸底和處置；補短板（CDR、科創板）仍在繼續；降成本迫在眉睫。

就降成本而言，主要就是給企業減負，直接目標就是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，最優方法就是降低企業邊際資本成本，即“供給側減稅”。從圖3也可以看出，中國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為25%，僅這一項，就要高于OECD國家企業的平均稅率。如果再加上增值稅、員工社保開支等等，中國企業在國際上是不具備競爭力的。

我們與英菲咨詢（ISM）測算了3種企業減稅的方案：（1）企業所得稅降低1個百分點；（2）增值稅降低1個百分點；（3）增值稅三檔并兩檔，16%變為13%，10%變6%，原6%不變；從結果來看，第3種方案減稅力度最大，效果也最為顯著。圖4為第3種方案在宏觀上的影響：GDP增速將提高0.7個百分點，投資增速更是提高了2.7個百分點，實際工資水平也會逐步提高（就業率自第二期開始被設定為常量）。

圖5考察的是增值稅3檔并2檔對不同行業（共146個細分行業）的影響。從絕對數值上來看，投資增速明顯高于增加值的增幅，這一點與圖4是對應的，降低增值稅對企業投資有顯著的刺激作用， 汽車、金屬制品與機械設備部門更為顯著。

中國的GDP增速不斷下行，主要是由TFP由正轉負，以及資本存量逐步下行導致的，這兩者又是高度相關的。所以，投資，仍然是“穩增長”的一個關鍵要素。只是，在“新時代”的故事里，企業應該是主角，而臺本，就是“供給側減稅”。這一點，中美博弈的當下，又多了一重戰略意義。